武汉已有小区出现!宝爸宝妈:求全市推广
强化社区的育儿支持功能,在新建和改造社区时,应强制配建婴幼儿照护设施和儿童活动场地。同时,要充分的利用现有的社区党群服务中心、邻里中心等公共空间,广泛开设托儿所、“宝宝屋”、“家庭健康服务中心”,提供临时托、小时托、亲子活动、育儿指导等灵活服务。
建议指向清晰,但落到现实的社区土壤中,具体该如何做?空间从哪里来?服务怎么样才可以既专业又普惠?
荣东社区党委书记潘丽娟介绍,社区内新生儿家庭多次反映,由于欠缺育儿经验和知识,对婴幼儿照护服务的需求非常迫切;辖区内还有两座大型商业楼宇,楼内白领也多次提出急需减轻双职工育儿压力,特别是3岁以下幼儿的托育难题。“居民的呼声很具体,我们马上行动了。”
社区将目光投向了荣华东村小区里正在实施改造的党群服务中心。经过多方论证与安全评估,2023年9月,社区启动了对党群服务中心二楼的适幼化改造。一年后,一个色彩明快、设计圆润、遵循幼儿“一米视角”的荣东社区嵌入式口袋托育中心(以下简称托育中心)正式亮相,面向0—3岁婴幼儿。记者在现场看到,300平方米的空间被科学规划为2个标准托育室、亲子活动区、阅读角等多个功能区域,安全防护细致入微。
六角亭街道与区卫生健康局联动,引入了区内一家3A级托育机构参与中心的建设和运营。托育中心负责人吴懿涵介绍,他们摒弃了传统模式,推出了包含0—8个月入户早教、半日托、全日托、寒暑假托、临时托、延时照护在内的多种服务,精准适配双职工家庭的“时间痛点”。收费也实惠灵活,全日托相当于市场价的7.5折,360元就能享受10次小时托。
在托育中心开办之初,社区工作人员罗佩霞就将自己2岁的孩子送来“试点”。当看到孩子午休后仍流连忘返、不愿回家时,她果断为孩子办理了半日托。
经过一年多的发展,这个社区“宝宝屋”已步入成熟运营轨道,目前中心托管着6名婴幼儿。2岁半的薯片(小名)已在这里度过了一年多时光。“早上8点10分送过来,下班接走,无缝衔接。”薯片的爸爸欣慰地说,“孩子变得开朗大方,老师每周都会发成长周报,2岁就已经38斤了,吃得好、玩得好,我们心里特别踏实。”
周爱芬在履职调研中发现,与传统集成化的托育机构相比,开在党群服务中心的托儿所最大特点是“就近、灵活、方便”。周爱芬说,这种地理上的优势,不仅节省了家长接送的时间和精力成本,更让临时托管成为现实可能,无论是临时加班、紧急事务,还是碎片化的照护需求,都能得到及时响应。
社区共享已有的资源,为托儿所的普惠运营提供了可能。周爱芬表示,社区托儿所充分的利用现有公共空间,无需重复建设,减轻了重资产投入;可以整合社区内的志愿者、有经验的退休教师、热心家长等人力资源,形成辅助支持网络;还能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、文化活动站、幸福食堂等设施共享配套,实现功能互补与服务延伸。
社区托育的贴近性为“家园共育”创造了独特优势。空间上的近距离,让父母不仅能便捷接送,更能亲身参与孩子的成长过程。社区可以依托托育机构定期开展家长课堂、亲子工作坊、育儿沙龙等公益活动,将专业的早期教育方法的理念和方法直接传递给家庭。这种持续、便捷的家庭教育支持,能够补足新手父母在育儿知识和经验上的不足,提升家庭科学育儿的能力。
社区托育的“在地性”也催生出更强的社群联结。托儿所根植于熟悉的社区环境,幼儿与同龄伙伴从小建立友谊,有利于其社会性发展。家长之间因接送孩子、参与活动而自然形成的互助网络,不仅能交流育儿经验,还能在紧急时相互支援,无形中增强了社区的凝聚力和韧性。
“当前家庭对托育服务的需求呈现多样化特征,不仅体现在照护时段与形式上,更反映在育儿理念与支付意愿的差异中。”市人大代表、北京达辉(武汉)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张冬静认为,在大力推动普惠性社区托育服务建设的同时,也应积极鼓励和支持各类社会化、市场化的托育机构健康发展,形成“政府保基础、市场供选择、社区强衔接”的多层次、多形态的服务供给体系。
市人大代表、江汉区唐家墩街道西桥社区党委书记董守芝表示,在社区开设托儿所,首要原则是“因地制宜”,需根据社区人口结构和真实需求来做规划。同时,她关切服务的“运营可持续性”:“建设是一次性投入,运营才是长期考验。”
“免费的服务往往很难保证质量和持久性,而纯粹市场化又背离了普惠初衷。”董守芝介绍,西桥社区面向小学生运营的“四点半课堂”,已探索出一条“公益+低偿”的混合模式,为社区托育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。
该模式的重点是精细核算与成本透明。社区在精确计算人员薪酬、日常耗材、设施维护等经营成本后,以“覆盖成本、略有盈余”为原则定价,并将通过资源共享、政策补贴等方式省下的成本,直接“让利”给居民。
“比如,运用了党群服务中心现有空间,节约了租金;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联动,共享健康服务资源。这些节省的成本都应体现在更亲民的收费中。”董守芝说。
她认为,成本的有效控制为设计灵活、普惠的收费方式创造了空间,无论是按次计费的临时托、计时托,还是周期性的月卡、次卡,都能依据居民经济情况和使用习惯合理设置,真正的完成服务“可负担”。“收费不是为了营利,而是为了让服务具备‘自我造血’能力,能长期、稳定地办下去。”
在董守芝看来,公开透明是赢得居民信任的基础。“成本怎么构成、费用花在哪里,都要让居民看得懂、信得过。只有理解,才会认同。”她期待,社区“宝宝屋”的理想形态,不单单是一个托育场所,更应成为连接家庭、邻里与社区资源的枢纽,成为传播科学育儿理念、营造互助友好氛围的公共客厅。
武汉进入两会时间,为广泛倾听市民心声、汇聚群众智慧,长江日报发起的“2026帮你两会问民生”意见建议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。
欢迎参与“帮你两会问民生”互动,留下你的真知灼见。长江日报记者将把大家的期待和建议,传递至两会现场,和代表委员们一起互动。
强化社区的育儿支持功能,在新建和改造社区时,应强制配建婴幼儿照护设施和儿童活动场地。同时,要充分的利用现有的社区党群服务中心、邻里中心等公共空间,广泛开设托儿所、“宝宝屋”、“家庭健康服务中心”,提供临时托、小时托、亲子活动、育儿指导等灵活服务。
建议指向清晰,但落到现实的社区土壤中,具体该如何做?空间从哪里来?服务怎么样才可以既专业又普惠?
荣东社区党委书记潘丽娟介绍,社区内新生儿家庭多次反映,由于欠缺育儿经验和知识,对婴幼儿照护服务的需求非常迫切;辖区内还有两座大型商业楼宇,楼内白领也多次提出急需减轻双职工育儿压力,特别是3岁以下幼儿的托育难题。“居民的呼声很具体,我们马上行动了。”
社区将目光投向了荣华东村小区里正在实施改造的党群服务中心。经过多方论证与安全评估,2023年9月,社区启动了对党群服务中心二楼的适幼化改造。一年后,一个色彩明快、设计圆润、遵循幼儿“一米视角”的荣东社区嵌入式口袋托育中心(以下简称托育中心)正式亮相,面向0—3岁婴幼儿。记者在现场看到,300平方米的空间被科学规划为2个标准托育室、亲子活动区、阅读角等多个功能区域,安全防护细致入微。
六角亭街道与区卫生健康局联动,引入了区内一家3A级托育机构参与中心的建设和运营。托育中心负责人吴懿涵介绍,他们摒弃了传统模式,推出了包含0—8个月入户早教、半日托、全日托、寒暑假托、临时托、延时照护在内的多种服务,精准适配双职工家庭的“时间痛点”。收费也实惠灵活,全日托相当于市场价的7.5折,360元就能享受10次小时托。
在托育中心开办之初,社区工作人员罗佩霞就将自己2岁的孩子送来“试点”。当看到孩子午休后仍流连忘返、不愿回家时,她果断为孩子办理了半日托。
经过一年多的发展,这个社区“宝宝屋”已步入成熟运营轨道,目前中心托管着6名婴幼儿。2岁半的薯片(小名)已在这里度过了一年多时光。“早上8点10分送过来,下班接走,无缝衔接。”薯片的爸爸欣慰地说,“孩子变得开朗大方,老师每周都会发成长周报,2岁就已经38斤了,吃得好、玩得好,我们心里特别踏实。”
周爱芬在履职调研中发现,与传统集成化的托育机构相比,开在党群服务中心的托儿所最大特点是“就近、灵活、方便”。周爱芬说,这种地理上的优势,不仅节省了家长接送的时间和精力成本,更让临时托管成为现实可能,无论是临时加班、紧急事务,还是碎片化的照护需求,都能得到及时响应。
社区共享已有的资源,为托儿所的普惠运营提供了可能。周爱芬表示,社区托儿所充分的利用现有公共空间,无需重复建设,减轻了重资产投入;可以整合社区内的志愿者、有经验的退休教师、热心家长等人力资源,形成辅助支持网络;还能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、文化活动站、幸福食堂等设施共享配套,实现功能互补与服务延伸。
社区托育的贴近性为“家园共育”创造了独特优势。空间上的近距离,让父母不仅能便捷接送,更能亲身参与孩子的成长过程。社区可以依托托育机构定期开展家长课堂、亲子工作坊、育儿沙龙等公益活动,将专业的早期教育方法的理念和方法直接传递给家庭。这种持续、便捷的家庭教育支持,能够补足新手父母在育儿知识和经验上的不足,提升家庭科学育儿的能力。
社区托育的“在地性”也催生出更强的社群联结。托儿所根植于熟悉的社区环境,幼儿与同龄伙伴从小建立友谊,有利于其社会性发展。家长之间因接送孩子、参与活动而自然形成的互助网络,不仅能交流育儿经验,还能在紧急时相互支援,无形中增强了社区的凝聚力和韧性。
“当前家庭对托育服务的需求呈现多样化特征,不仅体现在照护时段与形式上,更反映在育儿理念与支付意愿的差异中。”市人大代表、北京达辉(武汉)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张冬静认为,在大力推动普惠性社区托育服务建设的同时,也应积极鼓励和支持各类社会化、市场化的托育机构健康发展,形成“政府保基础、市场供选择、社区强衔接”的多层次、多形态的服务供给体系。
市人大代表、江汉区唐家墩街道西桥社区党委书记董守芝表示,在社区开设托儿所,首要原则是“因地制宜”,需根据社区人口结构和真实需求来做规划。同时,她关切服务的“运营可持续性”:“建设是一次性投入,运营才是长期考验。”
“免费的服务往往很难保证质量和持久性,而纯粹市场化又背离了普惠初衷。”董守芝介绍,西桥社区面向小学生运营的“四点半课堂”,已探索出一条“公益+低偿”的混合模式,为社区托育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。
该模式的重点是精细核算与成本透明。社区在精确计算人员薪酬、日常耗材、设施维护等经营成本后,以“覆盖成本、略有盈余”为原则定价,并将通过资源共享、政策补贴等方式省下的成本,直接“让利”给居民。
“比如,运用了党群服务中心现有空间,节约了租金;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联动,共享健康服务资源。这些节省的成本都应体现在更亲民的收费中。”董守芝说。
她认为,成本的有效控制为设计灵活、普惠的收费方式创造了空间,无论是按次计费的临时托、计时托,还是周期性的月卡、次卡,都能依据居民经济情况和使用习惯合理设置,真正的完成服务“可负担”。“收费不是为了营利,而是为了让服务具备‘自我造血’能力,能长期、稳定地办下去。”
在董守芝看来,公开透明是赢得居民信任的基础。“成本怎么构成、费用花在哪里,都要让居民看得懂、信得过。只有理解,才会认同。”她期待,社区“宝宝屋”的理想形态,不单单是一个托育场所,更应成为连接家庭、邻里与社区资源的枢纽,成为传播科学育儿理念、营造互助友好氛围的公共客厅。
武汉进入两会时间,为广泛倾听市民心声、汇聚群众智慧,长江日报发起的“2026帮你两会问民生”意见建议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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